函三楼见闻随想漫录

龙虎风雷

                                                                    缘起

       二十六年前，1989年冬，我所写的《学王管见》一文入选中国书协主办的国际书学讨论会征文，因而只身自费赴成都灌县二王庙参加会议。这是我至今唯一的一次入川，就权作旅游吧。我坐火车硬卧取道先北上后西行路线，穿过秦岭进入四川。会后先到重庆，逗留一天一夜，坐船沿江东返。二王庙会议期间，河南一批朋友带着大捆的大报样式的试刊《书法导报》前来分发，并且和湖北来的《书法报》共同举办了一次茶话招待会，听取与会代表的意见。会后，《书法导报》社的两位专门到我所住的房间，希望听听我对他们办报的看法。我看他们真诚而直陈己见：《书法导报》相对《书法报》而言是后起，面临一个争取读者群即市场份额的问题。其前提是先要争取到自己联系密切的作者群，争取到稳定的高质量的稿源，才能后起而立足得住。此前，我只在上海《书法研究》和北京《中国书法》发过一点关于书法的文字，《书法导报》的朋友就向我抛出橄榄枝而提出约稿。写什么呢？我立即想到，先师  瑗仲先生去世不久，正要写一篇怀念文章。说出这想法，立刻获得赞同当场拍板。一回上海，几乎没有怎么休息我就进入了写作。文章也没有经过太多的谋篇构思，笔端文字随追忆往事而汩汩流出。写成，虽也暗自略加控制，却也过了五千之数吧？又按编辑要求，请人拍了一幅  瑗师遗简，附寄开封。不久，收到文章刊出的样报，虽然是小报样式，竟给了我整版的篇幅。当时我连书协都尚未加入，是一个完全无名无位无权的布衣白丁，可真真是破例的待遇了。事后听读到的朋友说，外间反应很不错。报社编辑也希望我继续为他们撰稿，并表示要为我开一个专栏。商议之下，我决定定名为“函三楼见闻录”。以后每隔一个时期有一篇短文刊出，后又为扩大可归入的范围，专栏更名为“函三楼见闻随想漫录”。这样陆陆续续并无计划地撰写发表的约有数十篇小文章，前后历时三数年吧？直到报社有了人事等等变动，与我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我停止了供稿。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近末期，有一位从出版社调至《书法导报》社的陌生新朋友，先热情寄来贺年卡（曾经很流行），又来信约稿。其一是那时候流行出版“随笔集”，他们计划出几辑“书家随笔”丛书，希望我也来一册；其二是希望重开“函三楼见闻随想录”，要我继续写下去。我当时病了一场，身体极虚弱，但面对热情相邀还是支撑着给了回信：我的“随笔”大概也就发在贵报的那个专栏文章庶几近之，但我一直没有把自己发表的文章集中收藏的习惯，一时无力寻检，请你们翻翻旧报，看看我的这些旧文在质量上是否合格，在数量上是否够印一本小册子；专栏文章可以勉力写一些，也有旧稿未发的，但先前关于是否应该付我稿酬的分歧必须解决。前者，回信谓这一辑来不及，出下一辑再联系，不久“随笔热”消退，旧话不复重提；后者，虽然有些含浑，却也似乎同意我的要求，于是寄出了两三篇文稿，刊出了《荒唐的荣誉》等一二篇吧？但稿酬问题却依然如旧（在其他报刊也遇到过同样情况，据说某有名学者也遇到过，或是那时“无冕之王”的威风？或是一时媒体界的“不正之风”？），我不得不去信告知另外未发的文稿不再发表，主要就是那篇《“团体书家”琐谈》，后来被《书法报》要去分两期连载了。

       我对那批刊有旧文的日报情况答复，其实真是实情。那各种书法旧报刊，我基本没有丢弃，却也从未作过归纳整理，养病中的我实在无力为之。2012年我搬家时，那堆积满灰尘的旧报刊来不及整理，还是凌乱地堆积在旧居中。因为距离很远，只有趁我去学校作每年一次的体检时，有两位网授班的学生一面陪我去体检，结束后顺便去旧居翻检寻找，亦免以后仓促间一起作废物扔掉了。第二次去时，总算找到了那一摞旧《书法导报》，由王人立同学不嫌其蒙尘甚厚带回去细检，大概基本上都在吧？

       那些年，我撰文都是手写的，把修改誊清稿寄出，草稿大部分不知如何处理而难找了。不少朋友希望能够把我这些几近轶失的旧文再作整理做成电子版的，王人立同学难能可贵地在百忙之余，利用间隙的时间开始了这个枯燥而费时的工作。我们相约，他每打出一篇，都由我校阅一过，再作一些修订。因为当时报刊发文都受篇幅限止，文稿寄出后十有八九会被编辑要求删减，有时则是编辑按其理解和要求直接删改了。当然也有因删改而生色的，却也难免有因不解其意而删去被认为可有可无的细节的。还有一些，因撰文仅凭记忆所及，事隔多时或有所误而不知，即使有疑，一时亦难核对，后来才明白所记不无出入。这次修订，即尽量把有必要补充复原的作了增补，需要订正的作了修改。至于文字的修正，也往往有之。

       已经近二十年了，一病之后，随年岁老去精力渐见衰退，近些年又以目疾而阅读写作更觉困难。幸有门下诸君相助，勉为其难发些微弱余热。整理已发旧文，还只是目下所作之一部分。唯冀愚者之虑，于人稍有参考作用，如此而已，岂有他哉！只是辛苦了无偿地帮助我做这些捣腾陈芝麻烂谷子的几位年轻朋友了！请接受我的敬意！

                                                                                                         潘良桢
                                                                                  二〇一五年八月七日于九亭函三新楼

拂尘无微

92年，那时候我还是10几岁的小毛孩，学校曾有一阵要求3年级以上的小学生也要写书法，我也就那个时候随父亲涂鸦了一年柳字。时间飞逝快30年，老师的文章读来满是喜悦。谢谢 老师，谢谢版主 师兄。

忞睿

除夕街头的春联排挡

       有谓：“百年难逢岁朝春”，今壬申年正月初一，恰值立春佳日，我辈有幸。此文刊出，或为时已晚，但撰作却在新正，不妨恭贺新禧，向新老朋友和读者们拜个晚年！新春佳节贴春联是我国的古老民俗，吉祥联语书于大红纸，张贴门首，平添春色喜气；但在上海，此风渐见消失。然而辛未除夕，我在街头意外地看到了一个现写现卖的春联排挡。

       小年夜下了一天的雨，除夕接着下，是稠密的濛濛细雨。冷雨不妨悄然到来的春意，依旧满街是熙熙攘攘采买年货的红男绿女。在挟着大包小包挤进挤出来来往往的人流中，我发现在一家食品店门口的屋檐，挂着一长溜墨迹未干的大红春联，红光四溢，很是夺人眼目。周围还簇拥着一大堆人。原来在水果、烤羊肉串、气球玩具等摊位中今天又适时地新设了一个春联排挡！走近去，在人头空隙中看到一个30来岁的青年人正俯身低头在大红纸条上浓墨重笔地挥写，旁侧一位60光景的老汉正招呼几个光顾者，说等墨干了再取下，好拿，显然已收了钱。那几个已成了交的顾客则个个对着自己买定了的春联喜滋滋地直看。挥写者身边围有三、五人，指定了句子（摊位上有一张白纸，上有几十副对句供人挑选）要求用力写好点。这爷儿俩看来有点忙得不亦乐乎，生意不清淡。是啊，上海的书店里有圣诞贺卡卖，也有配上大美人或豪华室内陈设照片的挂历卖，就没有年画春联，这父子倒来了个拾遗补缺。看那些写成的春联，句子不敢恭维（有的根本不对仗），书法也只学到上海某名家的一二分皮毛。那位青年没抬过头，大概是忙，不知是否还有几分偶尔出来做生意的羞意？他实在还够不上“书家”的格，可依我这总还算是内行的眼光看，他毕竟也曾费了几度寒暑的临池功夫。我佩服他的勇气，凭着自己的这点功夫，在这当儿出来卖字，挣几个心安理得的钱。他受到了别人的欢迎，也得到了别人的承认。书法毕竟是艺术劳动，怎么也是有经济价值的！

       联想到最近几期《书法导报》相继公开看出十几位有一定知名度的书法篆刻家的润格，不卑不亢，恰到好处。编者的说明中把原委和意义说得很清楚，真是大好事！也是登在《书法导报》上的《收藏热面面观》一文罗列揭露了书法收藏的众生相，在在实有其事，在下绝大部分都亲历过。其中，确是不乏“光用话甜和人”，以廉价的恭维、肉麻的奉承来骗取“墨宝”的机灵鬼。至于弄出什么“名家邀请展”之类的名堂，看穿了也是一回事。也有或是自己，或是亲友，或要出国，或要拍马，于是凭着几分相识，一支好烟，三张劣纸，便来找“书家”无偿提供礼品去结缘铺路，而且一般还不是一二幅便可打发走。至于做成圈套来诈骗的，就更是老谋深算了。在他们看来，你只消“大笔一挥”，不费吹灰之力便可立就，殊不知这片刻间的潇洒一挥人家竟是几十年辛苦所换来！而且若要真有所成，还得那似乎说不清道不明却实实在在起作用的“灵性”之助！这心血、这汗水，这功夫，这生命的耗费，若是用来学一两门外语，将给“洋插队”、提职称提供多少方便；若是用来学什么手艺和技术，将是够作一生立世之本。书法是艺术，书法创作是艺术劳动，是不容巧取豪夺地盘剥的。几十年来我们的教训之一便是正视到自己所处的还是属于商品社会这个事实。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一切都是商品。但你与书家既然并无深交，人家也并不乐意奉送，那么你还是按商品经济的规律来办事吧。请读一读《资本论》这部名著，马克思早在一百几十年前就分析了劳动价值，论述了劳动价值原理。交换必须等价，而复杂劳动其价值则远高于简单劳动，二者间是可以换算的。书法创作，绝对是一种复杂劳动。不信的话，随便叫一个未亲笔砚的人来，下三年五载之功，能入点门已是不错的佼佼者了。

作者的话：本栏虽记所见，侧重点还在因此而生的“随想”。若加上“随想”，则行文似更可放开，故此栏今起改作“函三楼见闻随想漫录”。

（原载《书法导报》1992年3月11日 第11期 总116期）

忞睿

三十年前的“书法热”

       近有“十年书法热”之说。“十年”是个约数，起迄也难划定。现代中国，由于多种原因，书法曾被冷落过，“热”的兴起是众望所归，只是稍觉来得晚了一些。其实，早在30年前书法已“热”过一阵，上海的情况我耳闻目濡知道一点。当然那时的“热”声势远不及后来这么轰轰烈烈，又可惜持续未久，不然的话，中国书法在现代的发展可能又有一番别样气象。

       30年前上海“书法热”之起，无疑与沈尹默先生的努力有很大关系。沈老本是诗人和学者，中年以后因视力大减不堪从事学术工作，遂专意于书法。抗战胜利后他从重庆东归，便一直定居在上海。新中国成立后，沈老多方呼吁：从来琴棋书画并称，而现在琴、棋、画，都有了着落，唯独书法尚在自生自灭之中，既无专门研究机构，也无书法家们的组织，更没有一份专业报刊。1957年，上海社科界创办《学术月刊》，沈老以学界耆旧在创刊号上发表著名论文《书法论》，把书法研究堂而皇之地打入高层次学术领域。以后他又写作大量普及性文章。经过沈老和同道们的共同努力，在陈毅和魏文伯等领导同志的关心支持下，1961年4月成立了“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会员80多人皆各界书法名流，望八高龄的沈老被推为主任委员。从此，上海的书法活动开了新局面。60年代前后，上海博物馆专门展出过上海地区历代名家书法作品，还邀请书家举办书法讲座，我曾在那里听过胡问遂先生讲的“如何临帖”。“书刻会”十分重视书法的普及工作，恰巧此时有一位组织工作能力很强却被“错划”而从团市委“下放”到市青年宫的闵刚同志，他也非常热心此事，做通了宫领导的工作，与“书刻会”两家合办了一期又一期的书法学习班，由著名书家亲自执教。沈老也来作报告，培养了一大批书法爱好者和书法人才，成了今天书法界的重要力量之一。因为广大群众热切要求学习书法，如同当时上海林立的京剧、越剧、评弹“票房”一样。一些民间书家也开馆授徒，比较有影响的有东新桥的姚青云、八仙桥的汪洵、山西路的方逸梅等。他们还出售自己手书的各体字帖。沈尹默、潘伯鹰、单孝天、胡问遂诸先生为青少年学书之需，认真地写了几种大楷、小楷字帖，由上海书画教育出版社出版。那时，朵云轩、上海古籍书店、上海旧书店等处满案堆积新旧字帖和画册，任人挑选。不久，沈尹默先生的《历代名家学书经验谈辑要释义》之一和《二王法书管窥》影印出版，大受欢迎。潘伯鹰先生也将旧作《中国的书法》作为上卷，经增订后又补写下卷成《中国书法简论》一书出版。精论迭出，至今仍不失为优秀书法论著。书店中能见到的普及读物则有沈子善先生的《怎样写毛笔字》等。

       1962年，沈尹默先生整80岁，年底在上海美术馆展出了他60多年来各个时期的书法精品。展览设在二楼，底层则是潘天寿先生的画展，一进美术馆，便使人大饱眼福。那时朵云轩内所挂的书画真是美不胜收，二楼长年挂满清末以来的名家书画。标价也不像现在这样高得令人咋舌。底层大厅内，当代名手如张宗祥、沈尹默、郭沫若、邓散木、马公愚等的新作环列四周，时常更换。“书刻会”会址设在永嘉路上的一所花园别墅内，厅堂轩室相当清雅考究，从底层到三楼，到处有会员的精彩作品陈列，而且不是那种“展览式”的悬挂，有裱件有镜框，位置各与房间陈设配置恰当，布置十分优雅宜人。大家各擅胜场，一路看去，如行山阴道上，远胜拥挤密凑的一般书法展览。我因为认识驻会的翁闿运先生，便时常去流连半日。1964年，日本大家丰道春海书法展也在上海博物馆举行，郭沫若先生题的会标。我也觉得写那巨大的“精神”二字不容易，那个大条幅挂在高畅大厅的顶部，下端还在地面铺开一大截。但我更注意于草书《饮中八仙歌》二大屏，叹为既有来历又富创造，让人看到了邻国的书艺成就和特有风貌。

       与此同时，北京的郑诵先先生也成立了书法社，做了大量工作。北京所出的几种书我至今印象很深，如《各种书体源流浅说》、《书法学习必读》等。一家大报还以整版篇幅刊出当代名家书法篆刻作品，也由郭沫若先生题刊头，登了陈半丁、沈尹默、郑诵先、郭风惠、宁斧成、陈文无等先生的作品。这期间，还曾把当代名家数十人的作品送往日本交流展览。有一册方形的开本不太大的作品集，我从朋友那里借来不但自己细看还与其他朋友分享。那时候这是很难得的啊！

       这样，至少是京、沪二地南北遥相呼应（其实天津南京等地也有类似的民间自发的组织），将要兴起范围更大的“书法热”来了，而且未久便有关于《兰亭序》真伪的学术大讨论，本应从此引出对书法史等方面的重要理论课题的深入研究，书法艺术和书学研究在当代中国的蓬勃而扎实的发展似乎即将来临。可惜立即就有极“左”思潮凶猛而来，三数年的“书法热”便告夭折。其再度掀起，乃在十多年后天日重光之时，不过条件和情况已大不相同了。学如传薪，前辈书家经此无情岁月大半已成古人，不能不说是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然而，那时的“书法热”所留下的深刻影响不可磨灭，何况新时期自有其往古所无的优越条件，社会的改革，思想的开放，科技的发达等等，不用说是30年前所不可能具备的。这次“书法热”的范围之广、声势之壮和繁荣程度大概是空前的。回顾往事，绝非为恋旧或发“九斤老太”之叹，而是可增加一点历史感和责任心，这对事情或许有所助益。

（原载《书法导报》1992年11月4日 第45期 总150期）

忞睿

潘良桢 发表于 2018-1-17 15:47
这些前辈的可靠作品已经难找，
黄西爽先生的是否可靠难说。
记得1996年在广州参加康有为书学国际会议时 ...

谢谢老师！
子孙后代确有责任和义务，好好地保护、传承前辈留下来的这些艺术瑰宝，让更多人了解，从中获益。

潘良桢

忞睿 发表于 2018-1-17 10:34
很多都可以在网络上找到他们的作品图片，当然真假难辨。料是真的多。
附图是黄西爽和沈玉还两位先生作品 ...

这些前辈的可靠作品已经难找，
黄西爽先生的是否可靠难说。
记得1996年在广州参加康有为书学国际会议时，
我与刘小晴说起过黄先生的作品没有流播太可惜，
刘说他倒认识黄先生后人可以找他们征集，
但后来也没有去做。
这样的情况，
一旦散失再做就困难了。

忞睿

仰天大笑出门去 发表于 2018-1-17 04:29
老師列出的這些海上名人很多都是第一次聽說。

很多都可以在网络上找到他们的作品图片，当然真假难辨。料是真的多。
附图是黄西爽和沈玉还两位先生作品的网络图片。

仰天大笑出门去

老師列出的這些海上名人很多都是第一次聽說。

忞睿

海上书坛曾群星璀璨

      近代以来，风云际会，上海这个向来宁静的歇浦渔村一跃成为闻名世界的超级大都市，不唯商贾云集，政客出入，也是文学艺术家最为集中的地方，遂有占了中国近现代文化半壁江山的称誉。书画一门，光看出于晚清人手的《海上墨林》，已有洋洋大观之叹！近现代书画名家，丝毫不与上海沾边的也确实不多。就以我在30年前上海“书法热”中曾见过的书法名家而言，至少有数十位。他们若活到今天，几乎都可以声誉鹊起、驰名书坛的，用“群星璀璨”来形容30年前的海上书坛，绝非溢美过言。在那些曾经熠熠生辉，而如今十九已陨落的群星中，有的出了作品集，或在书法专业报刊上作过专题介绍，为书道同仁耳熟能详。还有不少却一直默默无闻，似乎永远地消失了，年岁小点的或从事书法晚点的人甚至全然不知曾有这批高手的存在。我尚知一二，且来摆一摆这个“谱”。

      30年前海上书坛执牛耳的盟主，当然首推沈尹默先生。他在播扬书法艺术上有大贡献，在创作和研究两个方面也有非同一般的成就。沈先生直接影响，培育了两代，甚至三代书家，包括与他同辈的几位先生。但当时并不是人人写“沈字”，而是各擅胜场的。写“沈字”最有名的便是沈夫人褚葆权，精绝者直可乱真。

      那时主要以书法闻名的，还有精于楷、行的潘伯鹰、兼善众体的马公愚、以隶书称雄数十年的黄葆戊、妙入晋人堂奥的白蕉等，世多知之。今人所不甚知其名的，尚有书风儒雅的拱德邻，擅作擘窠大字的沙彦楷，篆籀好手周承忠，草书精能的张叔通、朱渊、曹鸿翥、潘学固，被郑逸梅先生称作“铁线篆圣手”的陈文无、专作章草的李子宽，等等。医家黄西爽、程门雪也是书法高手，女词人陈小翠的小字精雅可人，诗人沈剑知行书飘逸，清季名宿沈卫家的沈玉还亦精此道，演艺界则有赵丹、俞振飞。大学教授中书法名家更多，郭绍虞、朱东润先生久负盛名，王蘧常先生书名早隆，此时却埋首学术，少涉书坛。

      画家与篆刻家中的名书家就更比比皆是了，丰子恺、王个簃、贺天健、吴湖帆、钱瘦铁、张充仁、朱屺瞻、唐云、钱君匋、陆俨少、谢稚柳、程十发、单孝天……简直数不胜数。来楚生先生虽也已在名手之林，但他的更加突飞猛进脱颖而出还在稍后的年月中。刘海粟先生久享“大师”殊名，但当时与书坛似关涉不深。另外有一批或是学者，或是诗人，或是深资的书画鉴藏学家而书法甚精的，知者就更少了，如陆淡安、沈禹钟、吕贞白、金元章、边成等，其实是为数颇不少的。尤可一提的是当时党政领导人中的魏文伯、宋日昌、王一平等不仅热心书法事业，全力支持，而且还身体力行。

      翁闿运、任政、胡问遂、赵冷月等几位先生，当时正在中年，承上启下，任重道远。再下一辈的周慧珺、周仁、胡考等人，已初露头角。此外，还有一大批年岁不等的爱好者，正眼望着璀璨的群星，在前辈和先进们的帮助下乐此不疲，孜孜以求，在下便忝为其中之一。

      当时海上书坛的盛况，是历史的原因造成的，“群贤毕至”，不无缘由。其实，海上书画家中真正的上海人并不多，只因上海这地方有特殊的吸引力，大家才从四面八方聚集到此。后来因为户籍管理的缘故，身在外地的书画家难得到上海定居，这么多书画家云集上海的条件就不存在了，盛事难再。但高手名流散布各处，各自发挥他们的作用，也未尝不是好事。至此，作为上海人，我以为既不能躺在光辉的历史上自居老大，也不必为优势渐失而妄自菲薄，一切要知其所以然。不妨充分发挥上海人才密集、基础雄厚、出版发达、信息灵通等有利条件的作用，再全面、深入地继承发扬前辈人留下的丰厚遗产，团结精进，奋发图强。同时，“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大可借鉴、学习外省市同行的经验和成果，在交流相长、携手共进中不断充实自己。上海书坛其实还是大有希望重振雄风的。

（原载《书法导报》1993年2月3日 第5期 总163期）

忞睿

云间白蕉

      近现代以来，上海书画名家云集，而真正的上海人并不多，白蕉先生乃其中翘楚。他原籍金山，是地道的上海人。白蕉先生本姓何，名馥，字远香，号旭如，别署云间、济庐，作书画每以“白蕉”署名，久之，有不知其本姓而误以为姓白者。松江、金山一带，旧称“云间”，故先生常连署“云间白蕉”，如西晋陆氏昆仲然，既明籍贯，复托心志。白蕉先生工写兰，一时有“兰王”之誉，我有一件他的行书条幅，录王维 “晚年惟好静”一首于“发笺”，启首章法为“懒汉”，实取“兰”之谐音。他书法专学二王，笔墨神韵，如出晋人，其为人亦一派魏晋“名士”气息。尝谓恨不能有一间空屋，满挂晋人书帖，朝夕与亲，以免受时下书风侵入。50年代曾感慨书法艺术之废颓而发“乘槎浮于海”之叹，本是书生一时戏言，不料因此划为“右派”。这个沉重的精神包袱他一直背到1969年去世。

      60年代初，白蕉先生受聘到上海市青年宫书法班讲课，谈到两点，给人印象最深：一是贵在持之以恒，二是临帖必须“无我”。他回忆少年学书时有不少比他写得好的同伴，可惜他们后来抛下了笔墨，原本可以成为大书家的料子因此终于没能在书法上有什么造就，而他之所以学书有所成，就因为几十年来总不忘情斯道，一直坚持了下来。对于临书，白蕉先生要求从外形到神气都必须努力做到入骨地“像”。他楷书学欧阳询《九成宫》，直要临到所写的字蒙到帖上能重合，这和来楚生先生的主张很接近。他们本是常在一起的老友，或许交流过这心得。

       白蕉先生书法功力极深，又是悟性过人，所以接受能力特别强，他一意追踪二王，怕受其他因素的干扰。曾有这样一件趣事：有人送一套颜真卿《祭侄稿》墨迹的放大照片，那时已是难得的稀罕物，又是书法史上的剧迹，白蕉先生很珍重，拿来装在镜框里悬诸壁间。未久，有人说他最近写的字有了“颜味”，急得他立即把照片收将起来。

      “文革”一开始，便来“扫四旧”，白蕉先生闻风立即把多年来的作品分送几个学生，因而得以保存不少。我在徐云叔那里看过一部分，有大迭的写在清朝宫廷用的那种幅面不大但洁白而坚实的纸上整通整通的毛泽东诗词等。最使我心服而喜爱不已的是两卷题画跋书的诗文稿。那是把颜色微黄的皮纸草草粘接起来的高不过三、四寸的手卷，字大一公分上下，真、行、草书，不拘一格，又高低错落，无意于变而变化莫测，是信手写成的，展玩之下，但觉一派天机，如对晋人杂帖。我曾借来细细把玩过几天，又曾携之往访周慧珺使享一睹之快，赏慕之余我忍不住还临写过两遍。后来我爱作手卷，除了别的原因，想来也是那时结下的缘。

      白蕉先生最善作扇面和册页，精雅自不必说，即章法亦新意迭出而无不妥贴自如。我见过他写的不少扇面，极少通篇用“一长一短”的通用程式，而是变化无穷，每见别裁，却又如行云流水般自然，毫无刻意靠经营痕迹。他早年与邓散木先生合写过一本钢笔字帖，近年又重印。白蕉先生所作，尤其是那些以手札形式的作品，绝不一味硬去摹仿毛笔字的效果，却更具书法的艺术性，依然二王风范，远胜目下所见的“硬笔书法”和“钢笔字帖”，从事“硬笔书法”的人不妨多多看看这样的出于高手的作品，大可作为借鉴。

      白蕉先生专学二王，锐意“创新”的人可能会不以为然。但二王毕竟是中国书法难以企及的高峰，历来天下曾有多少人穷毕生之力去苦攀过，而能有白蕉先生这样成就的怕仍不多见。况且一幅展开，尽管逼人而来的二王韵度，白蕉却依然还是白蕉。在学王这一书法课题上，白蕉先生还是给了大家很多启示的。

      先生的遗墨几年前在上海办过展览，《中国书法》和《书法》两家杂志也出过介绍专辑，但遗珠尚多多。时下常见有书法作品集出版，其中有不少是个人的集子。说实话，真值得大家来欣赏和学习的却并不多。如果能把像白蕉先生这样有成就的书家的作品来一广泛的征集，严选精品，再印出来公之于世，则无论对时人学书还是后人研究书法史，都将是无量功德。

（原载《书法导报》1992年9月9日 第37期 总142期）